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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森林里的青春之歌

日期:2011-5-10 9:37:39 人气: 时间:2019-04-12 12:32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沙琢“林业调查设计工作者,是林业的开路先锋,也可以说是林业的开山祖师。他们上登千仞峰,下临万丈渊,享尽大自然的快乐,也受尽大自然的挫折。”这是新中国第一任林业部长梁希的话。我们今天的作者,就是这样一位林业工作者,他1956年4月从林业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林业部森林综合调查队,开始了连续五年的森林调查生涯,先后奋战在黑龙江省的大海林林区、青海省的祁连山林区、黑龙江省的小兴安岭北坡林区和海南岛的尖峰岭林区。岁月峥嵘,五年的艰苦磨砺,使他获得了人生最宝贵的财富,留下了最难忘的记忆,也写就了文笔生动的文章。日前,80多岁的沙琢先生又特意来到报社,送来当年的珍贵照片。本版特刊发此文,以致敬意。

  1956年5月21日,我随队友们登上北京开往哈尔滨的列车,奔赴大海林。辗转数日到达一个叫太平沟的居民点,再往里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就靠我们的双脚了。

  顾名思义,大海林即茫茫林海,是我国森林资源丰富的重要林区。彼时大海林除了边缘被开发,腹地没有人烟。我们身背行囊艰难跋涉三天,到达“八公里”,队部在此安营扎寨,然后各调查小队分赴调查点。

  穿林海,爬青山,满目葱茏,四野苍茫,我第一次走进这样神秘的原始大森林。这里的林木主要是云杉、冷杉等浅根树种,历经多年风吹雨打,不少地方林木东倒西歪,有的已倒在地上腐朽,有的横空歪倒,搭在别的树上。在林中行进,时而跳跃,时而猫腰,有时得爬行。那些时日,整天这样折腾,我几乎忘掉在平坦柏油路上走路的感觉。

  我们一到林区就受到森林脑炎的威胁。这是一种森林蜱虱(当地叫草爬子)传染的、有致命危险的疾病。我们出发前在北京就注射了两次森林脑炎疫苗。在同一林区行走作业的林业部第二森林调查大队的两名队员得了森林脑炎,一名致死,一名重伤。据说,再有第三例就全队撤离。

  这种倒霉的事也突然让我碰上。一天晚上脱衣时我发现一只像臭虫似的草爬子叮在肚子上,头已钻进肚皮,身子在外边。有同志帮我往外拽,身子拽掉了,头还在里边,后来用烧红的烟头烤,才把头弄出来。被叮咬的部位一直奇痒,半年后才逐渐消失。

  6到8月是雨季。每天钻出帐篷先看看天气,天好,精神焕发;雨天闷闷不乐;乌云密布则犹豫不决。为了多出工,不得不与老天斗智斗勇。6月20日至6月23日雨连绵,20日早晨天,我们出工到半路,就下起雨,后来越下越大,只好怏怏而回。23日临近中午雨停了,我们冒险出工,老天留情没再下雨。抢了半间,人人兴奋不已。

  一天我们到达一条河的岸边,看到一棵大树上挂着一块木牌,上书:“下大雨,涨大水,水上涨,帐篷迁,大水吓不倒森林调查队。”所注日期是1956年8月7日。这里曾是森调二大队的营地,木牌该是他们留下的。

  9月19日是中秋节,由于几天雨连绵,送食物的背工上不来,口粮也不多了,蔬菜断供。本想过节改善一下伙食,却一连四天只能靠野菜充饥。当年我们采食的蘑菇、木耳、蕨菜、山芹菜等,如今都成了绿山珍。即使这样,当晚我们还开了联欢会。干部演出小合唱,有人唱京剧、梆子,退伍志愿军讲了在朝鲜战场杀敌的故事,整个晚上都在欢乐的气氛中度过。

  雨天我们并不窝在帐篷里无所事事。通常是整理调查材料,有时搞活动。7月19日我的日记是这样记的:“从早晨雨就下个不停,不能出工,我在帐篷里教工人唱歌,歌名《我爱我的祖国》。教了俩钟头,我的嗓子都哑了,只教了两段,有人还唱不好。晚上干部讨论《政治经济学》第十三章,发言很热烈。”

  10月9日是相当忙碌而紧张的一天。我们一大早就起床了,计划先去做林木调查,之后移营。下午两点多冒雨收工,回到营地立即拆卸帐篷,收拾行装,开始转移。新营地在一条河的下游,一直沿河走就到达。夜幕降临时,到了预定地点,大家动手搭帐篷,支锅做饭。吃饭时发现老王不见了。天已漆黑,容不得多想,赶紧去找。

  小队长让我带着几名工人沿着来的路途去找。我们拿着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地边走边喊,不知走了多远,手电筒都没电了,还是没找到,只好悻悻而归。

  老王丢失,大家十分焦急,夜里都没睡好觉。翌日早饭后,正准备再去找老王,只见他姗姗走来。原来半路上他的绑腿松了,打好绑腿后就紧追我们,后来才意识到在河汊处慌中错沿支流而没沿主流走。老王毕竟是有经验的老调查员,路走错了就地停下,找到一个树洞钻进去睡大觉了。他哪里知道当夜我们多么急切地找他。第二天他摸索着找到主河道才来到新营地。

  到了10月14日,我们完成野外工作,赶往队部。一夜雨夹雪,又上了冻。我们踏着冰雪行进,还要翻越海拔1700米的高山。一路奔波,我们终于看到164伐木场的房舍,便兴冲冲地奔过去。突然从一处木板房里冲出几位佩戴防火红袖章的妇女,杀气腾腾地挡住我们,边上下打量,边厉声盘问。有人小声嘀咕:看样子,这些人像美蒋特务。我们互相看看,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还背着美国大兵用过的背包,难怪被人怀疑。当时林区曾有这样的顺口溜:“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讨饭的,上前一问,原来是森调队的。”这足以说明当时我们的狼狈相。

  1957年,我被派往祁连山南坡进行森林踏查。所谓踏查就是粗放的调查,只了解林区的大概情况。工作范围是青海省的祁连、门源、互助和同仁四县。5月6日,我们一行8人,从北京出发,6月1日到达西宁。招了5名临时工,加上省林业局配合我们工作的两位同志共15人,乘坐5辆吉普车,一路颠簸到达祁连县。

  祁连山的森林不像其他林区那样连片,而是分布在山包的坡,阳坡则是草地。通常到调查点路途较远。的是我们外出工作不再完全靠步行,可以骑马。从马上眺望祁连山主峰,有一种雄伟豪壮的感觉。当地俗语“马上望祁连,高耸插入天”就是印证。

  我们到达西宁不久,新华社青海分社的社长就带三位下属来访。得知我们的来意后,社长说:过一段时间,派记者同我们生活几天。

  7月21日两位新华社记者如约来到,一位姓赵,另一位姓杨。赵记者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后者曾就读南京大学英文专业,没等毕业就参加抗美援朝当翻译。他俩同我们同吃同住,一起上山,边采访边摄影,呆了一个星期才离去。临别对我们说:我们采访过地质、水利、测绘等野外工作队,和你们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别的工作队大多在荒山秃岭工作,有时连水都喝不上。你们的工作环境好,有林有水,也挺有趣。后来听说他们采访的图文上了《日报》。

  记者并没有了解我们的全部,其实我们遇到的艰难困苦也不少。在祁连山地区最大的顽敌是牛虻。炎热季节,牛虻相当猖獗,只要是晴天,它们必出动,见人就黑压压地围上来。伸手在眼前随便抓一把,就能抓住几只。牛虻肆虐的时间通常是上午9时到下午5时。为了对付它们,我们不得不改变作息时间,凌晨4时起床,5时出工,12时收工。回返时牛虻一路跟随,到达驻地赶紧钻进帐篷,把门窗堵得严严实实。牛虻进不来了,烈日无情地烤着,我们却更遭罪了,困在帐篷里只穿着短裤还炎热难当,就像蒸桑拿。

  我们的工作地区是多民族地区,以藏族为主,另外有汉族、土族、回族、撒拉族等。为了搞好民族关系,我们在西宁时就学习了民族政策。我们的临时工就有两位撒拉族同胞。我们所到之处,都感受到各民族的温暖、热情。

  7月13日,由于一处调查点离驻地较远,为了节省时间,组长派我和赵际时于前一天晚饭后到调查点附近的老乡家住一夜,以便第二天就近开展工作。我俩住到山里独居的一户姓邱的藏民家里。这是一个三口之家,夫妻俩,还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儿。我们一进屋就被让到炕上,摆上桌子,姑娘很快端上热乎乎的奶茶,然后就看着我们,意思是让我们快喝。夫妻俩在旁边笑着示意我们喝茶。其实我们并不渴,但盛情难却,只好端起茶杯,喝了两口。那位姑娘一直端着茶壶站在旁边,笑眯眯地盯着我俩的茶杯,只要抿一两口,就给我们续满。

  我们工作地区常遇寺庙。每遇寺庙我们必定拜访。僧人对我们很热情,并用油炸食品招待。记得第一次进寺庙,管家就在桌子上摆满油炸食品,不吃主人就认为看不起他们。平日我们的伙食不大好,见到好吃的也想解解馋,但是毕竟是做客,不好意思放开吃。我们的小鬼小张则没客气,狼吞虎咽地饱以口福。没想到,寺庙里也是分各家各户的。去一户也得去别的户,每到一户照样摆上美食,不吃也不行。可苦了小张,到最后一户撑得都快吐出来,夜里折腾半宿。

  1958年,我们8人受命踏查小兴安岭北坡,我和曹再新、管理员刘世明承担下半坡,工作范围是黑龙江省孙吴、逊克和嘉荫三县。

  那个时候,小兴安岭南坡早已斧锯声声、马达隆隆,北坡则还在沉睡着。我们所到之处除了采摘山货、钓鱼打猎的边民,就是深居山林的鄂伦春。林业部门还在山林里设一些负责护林防火的森林经营所。

  我们在孙吴招了三位临时工,老鲍、老丁和老杨。5月4日我们肩背手提行李、仪器前往清溪,22公里艰难地走了8个小时,到达一处窝棚,里边住着四位采木耳的老乡。当晚我们同他们挤在狭窄的窝棚里。我们请他们讲山里的故事,都不愿讲,说怕得罪山神爷,还说老虎是山神爷的化身,更不敢谈虎。

  5月23日完成孙吴境内的工作,我们又回到孙吴县城。到达时赶上大风呼啸,为了森林防火,县城不准冒一股炊烟。这下可苦了我们,吃不上热饭,喝不上开水,啃了几口剩馒头,喝了点凉水,就这么将就了。

  第二天我们到达黑龙江边的四季屯,准备乘船去逊克。小小码头的候船室早已挤满了等船的人,有一家人已经等了1;有人怕半夜来船,不敢打开行李休息;有人梦里大喊:船来了!的是,第二天客轮终于来了。小村顿时沸腾起来,人们从四面八方冲上去,蜂拥登船。客轮顺流而下,我们站在左舷手拿望远镜观看另一个国度的风光:一个接一个的村庄,傍晚路灯亮了,一些人在江边走着,向我们招手,我们摇晃着帽子致意。

  6月2日,我们到达鄂伦春的定居点新鄂屯,雇了一位叫葛公才的鄂族汉子当向导。他时年38岁,带一匹马、一杆。6月5日到了毛兰河经营所。我们的突然出现,让经营所的职工十分惊讶,他们很少见到外来人,连连惊呼:你们真是神出鬼没!

  不久我们又到达依气敏经营所。这里更闭塞。我们带着一个铁皮电子管收音机,当晚十几位职工挤进我们的房间,渴望听广播。想不到,那家伙不争气,怎么鼓捣都不响。刘世明是摆弄收音机的高手,也无能为力。可是职工们不死心,一连几个晚上都过来。后来刘世明修了修,还真响了,只是时断时续。

  6月29日,我们兵分两路,我和曹再新带老鲍横穿300里山林,刘世明带其余人乘船去奇克。虽然做了精简,我们东西仍然不少。我除了自己的行装,还背一顶帆布小帐篷和一口铁锅,约有五六十斤。所经之处常遇沼泽地拦路。沼泽地遍布塔头甸子,塔头之间是铁锈的水。我们穿着长筒雨靴就像踩梅花桩,摇摇晃晃地通过,稍有不慎就会掉在水里。老葛的马不惧过沼泽,踩塔头就像走平地。

  这一天我们走了30里,住进农业社副业队的窝棚。看点的老张待我们就像久别的亲人,特意做狍子肉打卤面招待我们。想不到翌日醒来我就浑身难受,感冒了。老葛也发烧了。我把仅剩的一片药给了他。一大早我们就迎着浓雾启程了。走不多远,一条河挡住我们。脱掉鞋袜,摞裤腿,涉水过河。河水冰凉,水深过膝。到了中午,我的病加重,天气酷热,别人挥汗如雨,我却不出一滴。

  当晚我们在一条小河边宿营。支帐篷、搭锅做饭,锅还没烧开,老葛就钓来两条大鱼。所到之处小河、水泡里有不少大鱼,它们似乎没见过人,很容易捉。

  当晚我的感冒加重,大家为我担心。老葛说,附近有一个朝鲜族老汉看守的窝棚,经商量天亮后让我暂留那里。次日凌晨老葛领小曹去找那位老汉,老汉欣然应允。一觉醒来,我轻松多了,还是同大家一起上了路。可是走没多久,我的脚就像灌了铅。中午老葛用打了两条大鱼,别人吃得津津有味,到我嘴里却是苦的。再动身时,我实在走不动了。他们只好走一段路,老鲍再返回接我,一段一段地倒。每当他们走远,我瘫在地上,看着寂静的山林,我都毛骨悚然,生怕遭到不测。看到老鲍回返的身影时,就像见到大救星。

  彼时,我仗着年轻力壮,感冒逐渐好起来。8月4日我们结束逊克的工作,老葛也离开我们。

  红松是小兴安岭的珍贵树种。小兴安岭南坡几乎到处都有红松,北坡情况怎样,是个谜。踏查期间,我们一直在找大片红松林。听说沾河经营所附近有里果松(当地把红松叫果松)岗,不顾连日劳累,到沾河所的第二天,我们就去找。终于找到大约长5公里宽5公里的红松林,遗憾的是十分稀疏。

  8月23 日,结束在嘉荫的工作,准备到佳木斯经伊春翻越小兴安岭岭顶到北坡,与上半坡的队友会合。我们走出山林乍一走土路,脚疼痛难忍。三个多月一直走松软的林地,再走硬邦邦的土路,已经很不适应了。

  9月22日从东北边陲回到北京不久,11月11日我又奔赴海南岛,参加尖峰岭热带林调查。因为这是我国第一次调查热带林,林业部极为重视,调集各直属调查队的精兵强将共17人成立海南调查组,还请来两位苏联专家尼可尔斯基和巴兰诺夫。

  一进入热带林,我们就傻了眼。三四十米高的大树直插云天,有的还有宽大的板根,下面是层层矮树;再下边竹林稠密,藤箩缠树;最下边杂草丛生,蕨类和苔藓铺地,不少植物还带刺。林子里昏昏暗暗,几乎透不进阳光。走进去,得用砍刀开路。调查如此复杂的林子,我们将面临重重困难。

  最大的拦路虎是很多树种我们不认识。尖峰岭的热带林多为复层异龄林,且多种树种混杂,一公顷就有一百多种树。

  为了闯过树种关,我们开展了一场认树大战。领导要求三天认一百种,还要会写每个树种的拉丁文名称。为此请来华南农学院的梁葵教授当顾问。

  识别树种主要靠花、果、叶。面对高大树木,这些都难以采集。梁教授教我们通过树皮认树种。先看树皮的表面颜,再看光滑程度、条纹形状,最后砍开树皮观察内皮颜和气味。不同树种砍开后会显示不同的颜,褐、黑、白等颜。流出汁液也不同,黄、白、粉红等;气味也各异,有的奇臭,有的芳香。

  为了记住这些特征,我们常常发挥想象力。有一种叫五裂木的树,砍开树皮流出的浆是黑褐,还有斑点,有人叫它小豆冰棍。有的树皮砍开后没有明显的气味,就只能根据嗅觉来区别,如杏仁味、麻油味,甚至想出油条大饼味。

  热带林区也有不少威胁,主要是蛇、虫。一次走很远的路踏查,我穿的是劳动布裤子,还打着裹腿。中午在林子里吃饭时,右腿裤子和裹腿被殷红的血浸湿,解开裹腿脱掉裤子,两条吃得鼓鼓的旱蚂蟥从裤腿掉出来。我大腿根被咬的伤口在麻黄素的作用下还在流血。在野外无法止血,傍晚回到营地,队医才帮我止了血。

  搞林型调查高山低谷都要调查。我负责的三分区最高的山峰离营地很远,为了征服它,我带着工人小冯、小莫背着锅和米一大早就出发了。沿途没找到水源,带的水早已喝光,也没法煮饭。当晚登上山顶,喝不到一滴水,也吃不上饭。

  冬季海南岛的高山上冷森森的,摸黑捡来一些干柴,点了一堆火,我们围坐取暖。两个小青年穿得单薄,我把身上的毛背心脱给瘦弱的小莫。一夜没睡,黎明时我们扑灭余火,从另一个坡面下山,还要强忍着饥饿、困乏进行调查。到下午4点才遇到小河,先喝足水,再烧饭。把带的米——至少是平时四顿饭的量,全倒在锅里,我们一气吃了个精光。

  我三次上尖峰岭林区,最后一次到1960年4月结束外业。艰苦的热带林调查,我的身体损害不小。回到北京很长时间吃不下饭,后来又得了疟疾,折腾了半年才康复。

  沧海桑田,万物在变。上世纪90年代初,我有机会重访孙吴,途经我调查过的清溪地区时,目击之处令我惊愕:昔日郁郁葱葱的密林不见了,代替的是无际的黑土地,远处几棵残树在风中摇曳,像是在向我诉说……